形式上，诉讼程序是公正和效益的负载物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是表达我们虔诚的法律信仰的仪式。

　　法律必须被信仰-谈诉讼程序与仪式的文化关联

　　现代社会生活中，我们越来越相信已由法律安排好的安全与秩序，越来越信任诉讼程序的正义性了。但是，不久前，古代文学作品里“刀下留人”的一幕在延安上演了，不仅令人感动，也让我们对程序公正的说法多了几分忧虑。由于律师的努力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敬业所致，结果演绎出我国“现代司法史上的奇迹”。短短的几分钟内，真理与法律差点失之交臂。这里，我们再次遭遇程序的实质意义问题。程序的实质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程序规则（何况我们的程序规则很不完善）本身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吗？

　　形式上，诉讼程序是审判的过场，是公正和效益的负载物；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在本质上，它是表达我们虔诚的法律信仰的仪式。程序与仪式有着内在的联系：都是社会群体沟通的必要手段，是社会必须存在的确立权威话语的方式。在冲突的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社会之间，社会权威主持公开程序或仪式，以大众通约的（法律）语言进行的直观性对话，可以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妥协，确立正式权力组织的社会权威，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。通过程序或仪式既可解释权威话语，又可重新确立权威话语；既检验权威的意识，也确立权威的新意志；既可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，又可以反叛旧的秩序，以实现社会权威所预期的社会治理方案。它既有即时的可变性，又具有传统的经验性。

　　伯尔曼教授认为，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，它是立法、判决、执法中活生生的人，是为分配权利与义务，并据以解决纷争、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；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，它是对人生的终级意义和目标表现出共同关切的活生生的人。

　　法律与宗教文化共享四种共同的要素：仪式、传统、权威和普遍性。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，而且还包含他的情感、直觉、信仰和献身。不能为人信仰的法律是死的法律。仪式，与象征法律客观性的形式程序相对应；传统，系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和习俗，它们标志着法律的衍续性；权威，就是被人们视为至善至真的法律渊源，必得服从，正是它们赋予法律以约束力；普遍性，是指法律所包含的那些概念或洞见都必须是普遍有效的，这体现了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联系。

　　这四种要素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，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。法律据此得以与某种超验价值相通，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。伯尔曼将宗教仪式列为这四种要素之首，并将其与法律程序相映照，表明法律程序与宗教仪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。在法律与宗教分离之前，法律程序与宗教仪式是合二为一的；法律与神话或宗教分离之后，法律很容易退化为僵死的教条，拜神或宗教易于走向谵妄和狂信，而避免法律僵化和宗教狂信的最直观的形式便是仪式或程序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指出：“宗教现象非常自然地把它们自身区分为两个基本范畴：即信仰和仪式。信仰是意识的状态，并包含了许多表象；仪式是活动的规定性形式。”

　　同时，法律和宗教的生命与传承也有相似之处：群体信仰的维系要通过宗教职业者来进行，而法律之解释和运用则依靠职业法律家的实践，这二者都离不开仪式和权威，否则无法克服的癫狂和无序，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。

　　程序法除了与宗教仪式共享以上的共性之外，还有以下的共同之处：

　　一是象征性。人可以借象征物如简单的形象、动作、符号表达难以表达的观念、体验一些不属于或不可补足其本身内涵的东西，来表示、显现或想象属于它以外的事物。法律程序中典型的象征物，如法官的假发和黑袍这类特殊标记，不仅使法官本人，而且也使得所有其他参与审判过程的人、全社会的旁观者都在灵魂上认同审判者可以摒除任何偏见。美国法律实证主义者阿诺德坚信自己黑袍加身时，也会坚守法律的信仰。

　　二是互动性。仪式中，参与者可以与裁判者对话。程序或仪式的象征意义可以引起虚幻的然而却又是真实的感受，使人严肃，使人敬畏，使人心旷神怡，引人进入神圣生活的境界。

　　三是表演性。在舒国滢教授把司法分为广场化和剧场化的两种司法形式中，前者更多地体现出司法的大众化特点，离不开对感性的张扬、自由的参与；而后者是在法庭内进行的司法活动，庭审活动的角色有特定分工，剧场化的诉讼更具有表演性。不过，表演的内容不是虚构的情节，而是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文化仪式都具有这样的功能：它造成一种断裂，从一个意义空间进入另一个意义空间。法律程序亦是如此。庄严的法律程序总是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，净化人的灵魂，所以它带有神圣性和权威性。因为，“司法正义的诸多理想凭借它们在司法、立法和其他仪式中的种种象征标记而得以实现，在此过程中，它们根本不是被当作实现某种功利目标的工具，而是被奉为神圣之物，根本不是充当抽象的理念而是人所共享的情感。”

　　诉讼程序就是为解决争执或社会冲突的“仪式”化演绎，它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宗教文化的狭隘与偏执，成为人类社会实现社会正义与秩序的普适化方式。如果说早期人类是不自觉利用仪式的社会功用的话，现代社会中，诉讼法律程序规则则完全可以注入人们主观的动机和意图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法律不被信仰，纯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正是以其对法律虔诚的执着，本文开头提到的律师和法官们才显得如此可敬和可爱：“使人悲戚无助的冤屈、心魂撼动的正气以及可能是冥冥天定的正义，才使我们感动”（网友语）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·肖建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