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侦查机关专属行使。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，是侦查机关的职责和义务。很多人认为，个人悬赏缉凶是私力介入的一种表现，应当依法制止。但是，笔者认为，应该从刑事案件侦查以及警察权力的属性来分析，个人悬赏缉凶应当有限制地被允许。

    在刑事案件中，侵害人可能侵犯数个客体，也可能仅侵犯一个客体，但实际上都侵害了两方面的关系，一方面是侵害人与国家制度的关系，侵害人虽是侵犯受害人，实际上他是最终受侵害的社会关系，国家机构有责任通过侦破案件、惩处罪犯来维护好各种受侵害的社会关系。另一是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，侵害人对受害人实施了侵害，受害人有权对侵害人提出损害赔偿，法律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侦查机关能否侦破案件，就会决定受害人是否能提起民事赔偿。因此，受害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使自己已受到侵害的损失得到赔偿，受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为案件侦查提供方便，比如为侦查机关提供线索、自己寻找侵害人等，这不仅符合受害人的利益，也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。从现代法律理念上讲，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老百姓的授权，警察的权力即是来自公民的委托。那么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则由法律规定，法律明文赋予的权力国家机关得以行使，反之就是滥用权力；而对公民来讲，法律明文禁止的不得为之，反之就是公民的自由，这就是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。目前我国尚无法律规定个人不得进行悬赏缉凶，那么公民个人即有权为之。

    但是如果全面允许公民个人悬赏缉凶，则会出现多方面不利因素。一是全面允许个人缉凶，则相当于允许公民个人破案，无形中就鼓励了侦查机关怠于履行义务，降低侦查机关在人民中的威信，使人们受到伤害后只想着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保护，对国家提供的公力保护失去信心，甚至引起正常社会秩序的混乱；二是如果我们提倡这种做法的话，加之侦查机关职能发挥的弱化，那么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来说，则是不公平的，会让他们陷入更加无助的境地；三是个人缉凶，法律上无规范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侦查起到反作用，如在保密、安全保障等方面存在许多隐患。